关于开展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的思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9-14 0 ...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数千年来，传抄、刊刻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以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为学术基础，以系统清理和传承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为目标，创立了现代古籍整理范式和规范，既保持了古典文献学“还原”古籍原貌的要旨，又适应广泛的社会需求，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共17000种，七十余年间呈阶段性翻番递增态势：新中国成立之初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不足30种；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步伐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达到200种左右；20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增至400种左右。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800种左右。历史、地理、文学、语言文字、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基本古籍，都有了可供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的现代整理本。各学科的古籍基本书都有了经过点校整理的现代读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开创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新局面，造就了全方位、大规模、成系统地持续整理出版古籍的格局。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如何适应时代大势，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应有作用，如何发挥古代典籍的保护传承、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的源泉价值，是古籍整理学科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因为古籍整理出版与传统文献学的密切关联性和与现代出版业的共生关系，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丰硕，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研究成果明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基于古典文献学的概论性著作，代表成果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以陈垣“校勘四法”为理论基础，逐项介绍古籍整理方法和工具，是古籍整理工作简明实用的入门书。（2）基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实际，撰写的古籍整理方式方法释例著作，代表成果如程毅中《古籍整理浅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年），就各类古籍整理所涉及的整理方式，以大量例证进行示范解说。后者收录的古籍整理体例文献，包括1991年由中华书局赵守俨、程毅中、许逸民等前辈学者集体讨论写定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也包括2007年之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主要体例文件，是目前最完整的古籍整理例则类文献汇编。（3）隐含在中国出版史、新中国出版史著述中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国出版史、现当代出版史研究，近年逐渐展开，学术成果颇丰，如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王育红著《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1949—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概论类著作如吴永贵等著《中国出版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肖东发等著《中国出版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均为以中国古代为重点的图书出版史课程教材，偏重于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新中国出版史料类著作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分卷编选1949—1991年间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出版管理文件和其他重要出版史料；又如中国出版协会编《新中国出版编年史》（《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2021年），以年月为序，记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重要出版史实，包括大量与古籍整理出版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出版物准确时间记载，起到新中国出版史坐标系的作用。（4）古籍整理出版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图书的个案研究。重要人物类如柳斌杰主编“中国出版家”丛书，包括商金林著《中国出版家——叶圣陶》（人民出版社，2017年）、齐浣心著《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人民出版社，2018年）、范军著《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人民出版社，2021年）、邱雪松著《中国出版家——宋云彬》（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内的与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相关的人物传记；一批古籍出版领军人才结合工作撰写了大量与古籍出版史事有关的文章，如姜小青对历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研究（《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概览》，《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宫晓卫对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中国版协古工委）发展历程的追索（《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以及高克勤、徐俊、姜小青先后发表的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档案和亲历的出版工程，撰写的大量重要古籍出版史文章（高克勤《传薪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姜小青《诚斋文录》，广陵书社，2023年）等。因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涉及学科、行业、产业，已发表的著述中，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基本史实的梳理、基础文献的汇集、主要问题的研究，都有待系统深入开展。

　　在现代古籍整理学科即将走过第一个百年之际，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寻求新的拓展方向，要重视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历史。全面梳理新中国古籍事业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机构设置、政策管理、运作机制、成果评价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深入研究各类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形成和范式确立的过程，综合研究古籍整理出版遇到的重大学术问题、前沿问题（如古籍数字化），选择重要古籍整理典型案例进行多方位考察研究，展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辉煌成就，探索新时代古籍整理的重点任务和适应时代需求的主要目标，为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支持。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要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以“新中国古籍整理总书目”为工作基础，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的框架下，展开古籍整理出版范式研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理论与理念、方式与方法、通例与变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成果富有总结性和前瞻性。包括：（1）新中国古籍事业七十多年发展历程、运作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的梳理研究，全面展开涵盖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各方面的学术调查，包括对1958年成立至今的古籍小组、历次制定颁发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研究，形成纵向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2）现代古籍整理出版方式方法及其流变、确立的考辨研究，包括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如标点、校勘、汇校、集解、注释、今译、辑佚、影印、索引以及数字化等）以及与传统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关系研究，从古籍整理代表性成果的工作实践中提炼构建古籍整理学科的基本理论支撑等内容，形成横向覆盖的“古籍整理出版范式研究”。（3）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个案研究，对重要学科和类别（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出土文献、域外汉籍，以及古籍普及工作）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分别选择有典范性、开创性、创新性的个案（如《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点校、“四大名著”整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中华大藏经》《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标注》《古本戏曲丛刊》编纂，《永乐大典》、“敦煌文献集成”“中华再造善本”辑印等），进行全方位呈现，研究其出版定位、编撰体例，以及出版组织，总结经验教训，突出对当下古籍整理工作的示范指导意义，形成涵盖各类型古籍整理出版主要成果的“新中国古籍整理重要案例汇编详解”。（4）编撰《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实用手册》。以古籍整理出版基本知识、专业术语为重点，条目化呈现古籍整理学科与实践所涉及的内容，兼及古籍整理出版必备工具书、参考书介绍，重要古籍数据库及网络资源介绍，以及历年颁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指导性文献，既便于古籍整理出版从业者使用，也便于古籍爱好者、读者对古籍整理图书的准确理解。（5）编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书目》，摸清家底，撰写分级提要。2005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纂出版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图书总目录》（岳麓书社，2007年），收录时限为1949年10月—2003年12月，近2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跃发展，除了古籍出版品种数量大幅增加外，出版范围进一步拓展，在考古、域外汉籍、地域文献方面成果突出，亟须进行补编完善，形成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础和新的起点。为便于大家使用，可以网络版形式出版。

　　要言之，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历程进行系统准确地钩沉辨析，勾勒呈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对现代古籍整理出版范式及方式方法进行全面考证研究，厘清古籍整理学科与传统文献学之间的关系，为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建构充分的学理依据；通过个案详解，树立各类别古籍整理的典范及其可以借鉴推广的通例，为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向着更大的学科范围和更精审深入的质量要求拓展前进，古籍整理出版标准规范的制定和人才储备培养刻不容缓。《古籍整理出版实用手册》的施行，能够更好满足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呼应当下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时代需求。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14日 11版）